文︱赵长歌

张季鸾是一个民国报人，蒋中正称誉他为“一代论宗”。

张季鸾（1888～1941年），名炽章，字季鸾。他毕生从文，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，任孙中山大总统秘书，参与起草《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》。

他是一代报人心中的典范，他铿锵有声的文字，铁肩担道义的精神，展现出文人、报人的真风骨；他悲国忧时，逝世时，蒋公悼曰：“季鸾先生，一代论宗，精诚爱国，忘劬积瘁，致耗其躯。握手犹温，莒闻殂谢。斯人不作，天下所悲。”并题挽联曰：“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，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”。

张季鸾是《大公报》的主编兼主笔，他与《大公报》在一个时代发挥了传播正声的作用。胡适曾说，《大公报》是全国最好的报纸；林语堂赞扬《大公报》是办给“教育程度过高的人”看的。

张季鸾1941年逝世；1949年之后，《大公报》经中共改造、整肃，变为被附体的“妲己”，再无“大公”与公信可言。

现代对张季鸾的记叙是模糊不清的，有读者读完有关他的传记后评论说，读了整本书，还是不知道张季鸾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他何以备受尊崇，又何以能称为“一代论宗”。所幸，文人有文字留世，要找寻真实的季鸾先生，必要读其论，透过文字见其精神人格与思想境界。

劝陕变军界悲悔谢罪
在张季鸾的作品中，〈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〉最为著名，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，12月18日，张季鸾发表了这封公开信。

“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，张学良也是主动，也是被动，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，酝酿著，鼓动著……

现在千钧一发之时，要釜底抽薪，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，剀切劝说。我们在这里，谨以至诚，给他们说几句话：

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著！你们完全错误了。错误的要亡国家，亡自己。现在所幸尚可挽回，全国同胞，这几天都悲愤著焦燥著，祈祷你们悔过。

东北军的境遇，大家特别同情，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国内所余

惟一的军团，也就是九一八国难
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纪念。你们在西北很辛苦，大概都带著家眷，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著东

北军眷属，而且眷属之外，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。全国悲痛国难，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。所以你们的焦燥烦闷，格外加甚，这些情形，是国民同情的。
蒋委员长明知你们空气不稳，而一再到西安，对你们始终信赖，毫不防备，也就是因为特别同情你们之故。

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，竟做下这种大错，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，哪知道危害国家，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。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，全军的统帅，羁禁了，还讲什么救国！
……

就使诚心反政府，想政权的人，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，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。因为事实最雄辩，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，领导救国，国家才有转机，你们下此辣手。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！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，没有不严重关心的。

全世界的舆论，认定你们是祸国，是便利外患的侵略！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。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，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，但是，他热诚为国的精神，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，实际上成了中国领袖。全世界国家，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。这样人才与资望，再找不出来，也没机会再培植。

你们制造阴谋之日，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，要同你们拚命，那么你们怎样还说要求停止内战？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著，中央不肯打你，现在讨伐令下了。多少军队，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，正往陕西开。你们抗拒，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。你们当中，有不少真正爱国者，乃既拚了命而祸了国，值与不值？

所幸者，现在尚有机会，有办法，办法且极容易，在西安城内，就立刻可以解决。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！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！要知道你们的举动，充其量，要断送祖国的运命，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。

最要紧的，你们要信仰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，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，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！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！你们大家应当互相拥抱，大家同哭一场！

这一哭，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！是哭祖国的积弱，哭东北、哭冀察、哭绥远！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！

你们要发誓，从此更精诚团结，一致的拥护祖国。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，蒋先生的泪一定更多，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，比你们更多几十倍。”

大公报老报人陈纪滢曾回忆说，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高级将领，看了这篇社评，又激动、又泄气。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，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遭遇，说得透彻极了，好多人都受了莫大感动。当时将士转向，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。

据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回忆，1988年他在台湾拜访张学良，耄耋之年的张学良竟仍能背诵这篇社评。

论共党害人类犯重罪
一个世纪以来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出现了共产党，有多少人受到蛊惑？能否认清其本质，成为了对每个人智慧的大考验。

张季鸾对中共的态度如何？从其在西安事变后发表的〈对西安负责者之最后警告〉中，可一探究竟。

“共党于陕变有密切关联，现时更成共同负责之势，然则请觉其迷而期其悟。

为共党者，第一须自忏过去
十年来对国家民族所犯之大罪。夫自江西暴动起，迄最近止，以赤色恐怖蹂躏及十余省，江西人口，为之灭数百万，如鄂如豫如皖，凡其盘据较久之地皆一空。

豫南某县，当时有埋人坑无数，每坑千百具。四川通南巴一隅，前年春间帐济会调查时，发见民尸二十余万。要之共党多年穷凶嗜杀，谋推翻整个社会，而自己又绝无对国际对国家之一贯的认识，害国家、害民族、害自己，辗转战争，由东南而西北，以至于今日……

去岁以来，彼等实陷于穷蹙，而主张态度因而转变，国民亦未尝不喜。然鉴于共党过去之常变路线，则今兹之转变，又谁能保证其为最后者？一旦得势，恐怖政策殆又将旧癖复犯，国家基础，又将动摇，此为立国之计，必不能容忍者也……

诚能以事实表示取消武装暴动之组织，使国家不复有赤色恐怖之危险，则国法上自可许其自新……”

论生死荣辱殷劝匪军
1936年初，日本为加速对华北的分裂，在其支持下，在察哈尔省建立起一支以王英为首，由土匪和散兵组成的军队。1936年1月，张季鸾发表〈哀匪军〉，从生死荣辱而论，殷劝其回头。

“吾人本愿至诚恻怛之精神，寄语王英等诸首领及其部众曰：

生死者人类之大事也，人皆一生，皆有一死，故生不可徒生，死不可徒死。抑战事者危事也，故赴战者莫不备死，今问匪军为何理由，有何意义，而甘于趋死？

为何而战？为何而死？此在他人不过评论之话题，在匪军则切身之惟一大事也。人皆有死，故死不可畏，然匪军本有生之道者也，果何所为而自速其死？

夫匪军之首领及其部众皆中国人，皆有父母妻子、有亲族、有朋友。常人之死，其亲故皆哀而念之，今匪军一死，则父母妻子不能怜，亲族朋友不能谅，全国同胞后世子孙永远唾骂其为危害祖国之匪，如此以死，岂不大可怜乎？

绥边千里，今方大雪，匪等每月只领数元钱，冒寒冻，忍饥饿，受人指挥，以攻其祖国，一旦战死，暴尸荒原，供虎狼之瞰食。从此万劫千秋，永沉黑暗，中国民族历史上只记匪等总帐目，某年月日，某某匪军若干人于某地遗尸若干具以遁耳，以视卫国健儿生而受同胞赞扬，死而作神灵崇拜者，荣辱之间不亦太悬殊乎？”

论国军唤起国民责任
1936年12月，西安事变爆发前，国民革命军与日本扶持的德王蒙古军于绥远百灵庙发生激战。当月，张季鸾发表〈国民与国军〉，以国军冒塞外严寒之坚忍牺牲精神，唤起各界担负自己对国、对民之责任。

“连日绥远电，塞外严寒，百灵庙一地降至零点下三十七八度，闻之恻然！

中原及江南各界同胞亦知零下三十七八度为如何况味乎？内地省区如平津为号称较寒之地，然冬季最冷时户外不过零下十余度，且为期甚暂，一年不过数日，一日不过拂晓数小时耳。然凡曾居平津者，当体会此一冬数日之不可耐。

今日百灵庙一带乃较平津最冷时更数倍数十倍之，盖未受训练之青年，虽衣重裘犹不易支持，一旦大风雪之起，则生命安危系乎呼吸之间，以江南之东较之，其相差之甚，殆不可想像矣。若与上海之跳舞场大饭店相衡，则绝非同一世界矣。
……
最近百灵庙之役，本报通讯员称为『超战争的战争』，盖以少数部队冒寒仰攻，以军事常理论，胜利甚难，徒赖官兵牺牲的决心，前仆后继以克之。其所以然者，皆晓然于关系国家民族命运之大，感于严重的责任观念，故勇敢牺牲而不辞也。

国民须知攻取百灵庙部队之精神，即在绥远在宁夏一切部队之精神，同时即全国枕戈待命的全体部队百余万众共同之精神。

如在甘肃戡乱之部队，其中多有自前年经滇黔四川，追击万余里而来，现在绥远大青山北之酷寒，松潘一带则夏秋间即已如是。此等国军为保持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，在共党放弃武装的赤化组织之前，不得不尽戡乱责任，费时数年，牺牲重大，今只甘肃一隅矣。

国家不容内部有暴动或有对峙的武装组织存在，否则变乱蔓延，将成今日之西班牙。故在甘部队之忍痛奋斗，其精神与在绥部队悉同，其艰难困苦正相仿佛也。

吾人所欲唤起一般国民注意者，非以上述事实为止，盖欲请认识国军进步之意义，而觉悟各界自己之责任。”

清末民初，中国在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压迫下，社会风气日趋于败坏，民族道德堕落，礼义扫地，廉耻荡然。蒋公在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前，已多次论述礼义廉耻之重要。

论气节廉耻伸张方法
1930年元旦，蒋公刊文论提倡气节廉耻之必要，张季鸾继之发表〈论提倡气节廉耻〉，从提倡气节廉耻的有效方法上再做
评论。

“国府主席蒋君于元旦日有文，极论提倡气节廉耻之必要，中谓『尤可虑者，人心颓隳（音：灰），世风浇漓，以投机取巧为智，以好乱反复为勇，气节隳地，廉耻道丧』，『则为祸之烈，百千倍于人以武力与经济之亡我』，……蒋氏此文盖必深有所感，故慨乎言之如此，其主旨吾人诚无异词矣，兹所欲论者，提倡气节廉耻之有效的方法在耳。

人类之最大多数，常人也，上智与下愚，皆罕见焉。常人性质，视其所染，染于白斯白，染于黑斯黑，又常人之道德观，与其生活有密切关系，易言之，乃大部分受支配于利害观念，有气节廉耻而安而乐，斯群趋之矣，反之，崇尚气节廉耻之人，而危而辱而穷困，无耻之徒反得志于当世焉，则多数常人，复谁愿弃安乐而就危辱，以恋恋于道德之说哉。

是以国民一代之道德如何：本为一种风气问题，然而有别焉，使提倡风气者，仅为在野一部分学者之流，而实际政治之趋向与之相反，则有气节廉耻者，仅能得少数人，如汉之党锢，明之东林是，彼时多数之人，仍因生活上之利害，而相染而入于无气节廉耻之途，故虽有卓出之道德家，无救于国之亡，此乱世之现象也。

反之提倡风气者即统治者本身，以政治上之赏罚，奖励道德，政府领袖复身为之倡导，则一般中材之人皆自然化之，不必特提倡气节廉耻，而通国人民自无丧节亡耻者矣，此治世之政轨也。……

谁能以公忠体国之精神，领袖全国，而为此大澄清之运动，使气节廉耻之义，自然成为政轨，则国民定将为其后援矣，吾敢信全国良民，皆抱此同一至感想也。”

论政治之正轨与常道
现代政治出现、兴起后，人人似乎都绕不开对政治的思考与讨论。1931年1月，张季鸾发表〈政治之正轨与常道〉，以道德、公心为根本，探讨从政之人所应遵循的正轨与常道。

“夫政治为众人之事，乃公而非私。故参与大政者宜忠于所职，忠于所信，不苟且以塞责，不依阿以取容，此正轨也。

然而法治之国，于此有一限度焉，即多数取决之事，有发言权者于未决之前尽可独伸所见，谔谔陈辞，一旦多数从同，国是已定，则少数怀挟异议之人，自处之道，或牺牲成见，服从多数，或引咎而退，远避责任。二者皆为正理所许，固又法治治国之常道也。

中国政好专制，人好模棱，政界讳言论争，官僚不解信仰，谬习流传，以无是非、无善恶、无主张，为游泳宦海之无上秘诀。积非成是之余，认异议为反对，视辩难为斗争。

如从前国会之罪恶，在于不能忠于职责，而世人非议之者，徒集矢于议员之打架捣乱。实则议会之不能无争，为世界一般之通例，而中国国会之弊，正为争之不得其道。乃国人昧于此理，责督议员，不依正规，卒至民意关机，毁于自杀，此皆国民不知政治正轨与常道，不善匡扶所至也。

方今国家尚在党治训政期中，自犹不足以言民权，然民众师保之责，固应由国民党团体负之，非一人所克担荷。故今日诸大领袖人物，对党对国，实负公同连带的责任，其地位自与寻常官吏不同，其应公私分明，忠于所职，忠于所信，尤应在寻常官吏之服务观念以上。

苟因职务上信仰上见解各有异同，互相发生争论，毋宁应为民众所当欢迎。盖必如此，政治乃可免于官僚化，国家乃可进于现代化。不过此际所当注意者，争论应秉公心，态度勿流偏激而已。”

论统一望军政大觉悟
民国创建后，一度形成军阀、政客交织而成的政治局面。北伐成功形成国民政府政治上的统一，但此后内乱仍时有发生，对于国家、革命之损害尤为重大。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，日军攻占辽宁、吉林，外患已日迫，内乱仍不止。1931年10月，张季鸾发表〈望军政各方大觉悟〉，以恳切之意，遒劲之文，劝军界、政界摒除恩怨，一致觉悟，以国家统一之势，自强立足于世界。

“自日军攻占辽吉，国辱民奴，于是促成统一运动之急进，统一，本家常事也；统一不必即能雪国耻，纾国难，而不统一更无以雪国耻，纾国难，是以国民在切齿外患，悲愤填胸之中，闻国民党内哄之可望结束，政府之可望统一，极以为不幸中之幸，而日盼其成功之宣布。”

“事之至此，利权问题，铁道问题等，皆成小事；中国国民尚欲在此后之世界生存，则势不得不集举国一致之力，为国家民族争回一寻常人格！不然，则奴隶而已矣！

夫中国之问题，世界之问题也，世界公论，无形之权威自在。转眼十月十四日之后，国联自仍必发言，即北美苏联，皆无漠视理。

然此为世界所应管，而非中国所当靠。况中国如受害之事主，欲邻人主公道，必须事主能自立。不然，事主之家已瓦解溃散，成为无主之群，则虽有仗义邻人，亦只有废然兴叹已耳！国际之间，何独不然？

是以吾人愿大声疾呼以告朝野各方曰：无论如何，须恢复统一，须维持舞台。须绝对不起内争，尤其不许有兵争！须以群力维持金融财政！在朝者应极力向国人谢罪，在野者则不应乘机有所企图。至于官吏各人进退之间，应以其适不适需不需为准，适者需者，则可留，不适不需则可去。

然在官者皆应恪尽职守，去职者，亦须援助政府；而多年在野之一切人物，当此时机，苟有所贡献于国家，应努力贡献，无所贡献，则姑静观之，勿加国家以困难，勿畀世界以笑料！

吾兹所论者，为心理与态度的问题，非制压方法的问题。吾以为凡与政治有关之人，应一致觉悟；在过去政治舞台有得意、有失意、有冤亲、有恩怨，而今则绝对无之。恩怨皆消，冤亲同尽！有余者，只破碎之河山，危辱之民众，当此时机，惟有同声一恸，尚何处须策略，何事值竞争哉？

果皆能具此心理与态度，则内政之困难，必徐可解除，而外交之肆应，则立生反响；然后国家民族之人格，得以卓立于天壤间！是则凌辱践踏我者，将必然受其应得之报！近闻和议垂成，而外患更急，故披沥愚诚，以告当世，凡不甘沉沦为奴者，其必有同感也！”

以文唤众生已在道中
古往今来，叙及文人，未有不以其文而论其人者。纵观“一代论宗”季鸾先生之论，每每能看到善恶、觉悟、信仰、是非、生死、荣辱、悲悔、谢罪、公私、正轨、公道、气节、智愚、责任、人格等词汇。

每每能看到其以诚心、以真意规劝世人觉悟己任、悲悔谢罪、觉迷回头等殷切之语；每每能看到其对国家、对民族命运与未来关切之心意。

古人云：“文以载道。”道存，文存，则正声不朽，则季鸾之虽死不死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