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章

诸神的黄昏

满清失国的理由，在于由几百万少数民族控制四亿汉人，它完全没有社会动员的力量。终清一朝，满清皇室对汉人都持压制态度。1840年代鸦片战争期间，清廷从未进行过真正的战争动员，几万清兵疲于奔命，进行全国范围的轮防，靠两条腿追着英国人的战舰跑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不敢：一旦汉人全面动员和组织起来，形成军事力量，那推翻满清朝廷只不过是举手之劳。1851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，满清束手无策，总动员令根本就不敢下。只有曾国藩组织湘军，他的学生李鸿章组织淮军，将汉人武装起来，最后纯粹依靠民间武装力量，就将祸乱中国的长毛贼剿个干净。整个过程中，满清朝廷除了添乱之外，没有一兵一饷的助益。

这么看起来，汉人只要动员起来，那绝对有翻天覆地的力量。但是这种动员力量吓坏了朝廷，传统儒生曾国藩又不敢造反，最后逼得曾国藩解散湘军，郁郁而终。此后满清统治的主基调就是打压已经动员起来的汉人，慈禧的主要日常工作，就是和李鸿章怄气。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失败的主因，就在于慈禧坚定的制止李鸿章的北洋系的任何社会动员，甚至朝廷还要把军费抽走去修皇家园林。满清对汉人动员起来的结果，惊惧到了骨子里，即便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，慈禧西逃，满清朝廷也没有任何全国总动员的打算。于是4亿中国人，就此自废武功，被西方列国反复的蹂躏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
整个清末的对外战争，都是不对等的战争。中国从未真正进入过应战状态，从未真正的征发士兵，集中资源，来打一场国战。最多就是几万缺乏训练的八旗兵疲于奔命地到处救火罢了，国人基本上就置身事外，抱着看热闹的心态。要是有哪个国人脑子一热，动员社会力量掺和一把国战，最大的可能就是被满清朝廷当成造反分子给砍了脑袋。于是就这么几十年如一日地看热闹看下来，在国人的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就是：这国家大事，和我就没啥关系嘛。这大概算是国人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起源。

满清压制汉人，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方面四亿汉人缺乏社会动员力量，难以动摇几百万满族的统治根基，另一方面，满清朝廷也没啥值得一提的武装力量，应付社会动乱的能力很弱。就这么拖到1911年，盛宣怀打算把湖北通往四川的铁路工程收归国有。老实说这个铁路工程原本由民间主办，基本上就是在瞎搞，各路主持的人马全都在贪污，在民间募集了上千万的银子，铁路的影子都看不到，连路基都不知道在哪里。盛宣怀的手段算是强硬，整条铁路收归国有之后，交给外国人主持修建，至少花了钱还能看到路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他要这么一整，原本的贪污行为就要大白于天下，贪污犯们必须把吞下的银子都吐出来，这下大家都受不了，于是彪悍的四川贪污犯们就开始闹事，把过来查账的官员统统都砍了头，史称“四川保路运动”，这基本上是贪污犯的拒捕行动了，跟什么民族大义根本扯不上关系。结果满清朝廷也没力量镇压，想来想去，好歹从武汉调了点兵过去，没想到武汉又开始闹。然后全国都开始闹，最后的结果，就是统治中国267年的满清朝廷，因为几个贪污犯闹事，就此失国。整个过程看起来，就跟开玩笑似的，基本上就没打仗。然而我们仔细一回顾，这个朝廷根本就没有社会动员能力，当然也没有发起战争的能力。只要乱起来，不管是怎么乱的，哪怕是几个贪污犯公然拒捕，这个朝廷就算是完了。

接下来就是纷纷扰扰的民国时期，一开始当然是北洋系唱主角。这个派系缘起于李鸿章的淮军，算是拥有一些社会动员力量。北洋系自个有工厂，有遍布全国的码头，有轮船，算是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物流体系，跟洋鬼子比说不上强大，至少比国内其它力量要强。遵守工作纪律的产业工人随便组织和动员一下，摇身一变就是高素质的职业军人。这都是北洋系的底蕴。所以满清的江山，只能交给北洋的人马，也就是当时北洋系的代表，袁世凯。然而袁世凯的悲剧，在于他也只不过是北洋系的一个代表而已，他无法全面控制北洋系的资源，他旗下的各大军头，各有各的地盘和势力，老袁要下令轮船招商局运一船大麦到陕西救灾，伍廷芳可以毫无理由的拒绝，袁世凯还真拿他没办法。

袁氏当国，就在干一件事：整合资源，提升中国人的社会动员力。可惜这事情不容易。北洋系自己就山头林立，根本整合不动；至于被满清压制了200多年的中国平民，就更加难整合了。曾国藩当时还有大义作为社会动员的名头：保家卫国杀长毛。袁世凯啥办法都想不出来，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，活人都能被尿给憋死。当然他最后确实也是因为肾病被尿给憋死了，算是当时中国人对于自己孱弱的社会动员力的最佳注脚。

就那会，人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：中国人已经200多年没被动员过了，都疲了，个个都是老油条。敌人杀到面前了，还能动员一把，比如被天平天国的长毛们蹂躏的湖南江西。其它时候，那真是自私自利成性，等闲绝不掺和国家大事，哪怕八国联军打到家门了，照样搬把椅子坐在门口看热闹，顺便还要跟洋鬼子做做生意，卖个茶叶蛋啥的，袁世凯想要在这种僵化的社会氛围之下，完成社会总动员的任务，就像只手想遮天似的，纯属自不量力。他自己的北洋系都整合不来，更别说其它地方的实力派了。所以袁世凯最后打算称帝，以皇帝的名义，获得大义的名头，试试看能不能作为整合社会资源的最终手段，结果各地的实力派根本不给面子，一团散沙惯了，下意识就抵抗整合，看到你老袁摆出一副要吃干抹净的模样，立刻就起兵反抗。所以袁世凯称帝这个事，也谈不上倒行逆施；至于蔡锷起兵反袁，更谈不上英雄。无非就是乱世儿女，寻找救世的手段，各有不同罢了。

袁世凯死后，中国彻底进入一团散沙的状态。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往国外一看，社会动员模式，有两种：一种是欧美模式，简单说起来就是拥有社会资源的资本家们搞选举，得到最多选票的资本家代表，当然就拥有最大的社会资源，这家伙一声令下，至少投他票的资本家们，愿意出人出力。其它资本家抵抗不了大势，也只能跟着贡献资源。这算是一种精英模式，有文化的有教养的资本家们，靠社交沙龙里的合纵连横，用选票来完成社会动员。另外一种模式，是苏联模式。大名“国家社会主义”，讲究的是充分发动最底层劳动人民的力量，从基层群众开始整合，动员最广泛的民众资源。这家伙要是整合起来，排山倒海势不可当。精英模式之下的社会动员能力，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。

想想就能明白：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，除了用以糊口的那点资源之外，其它所有资源都能贡献给国家！所以苏联能以一国之力，和整个欧美分庭抗礼。你资本家们的精英模式，能集中多少力量？你能把整个企业都献给国家？你自己不吃香喝辣了？今时今日“国家社会主义”这个词臭不可闻，简称就是“纳粹”，在当时那可是治世救国的良方之一，在全球的知识分子心目中，那真是有震撼性的启蒙意义的。

接下来的中国，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模式的较量：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指导的中共，与以精英资本家为基础的国民党，以中华大地为棋盘，以四亿人的命运为棋子，竞夺民心，逐鹿中原。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，中共搞的最基层的社会动员，广泛发动农民，并没有什么不好啊。斗个地主老财啥的，斗完了，大家把他的田地分了，这还没完事呢，接下来就是极其酷烈的税负。在中共占领区，税不是按比例抽取的，而是实施配给制。斗完地主分了田的农民，种出来的粮食，只能按规定的分量留取一小部分用于糊口，其它部分都要上缴。

这社会动员力大得惊人，国民党的老蒋根本上就是望尘莫及。想想老蒋的苦处吧：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，资本家群体根本就不成型，能贡献的资源有限。而广袤的农村的地主们极难动员，资本家政权之下，政府的触角根本吸取不到农村的养分。长年苦于社会动员力太弱的知识分子，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。现在中共如此有效率的动员办法出来，并且成功地搞了好多个根据地，没事还秀一把肌肉，两千五百里长征都死不了，走到哪里活到哪里，国家社会主义几乎就没有适用地域上的限制，有个十天半个月，一通大字报加几次批斗大会，就能最广泛地动员民众集中资源，这赫赫威名，那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

所以我们这么回头一看，在社会动员能力上，中共天生就比国民党要强，就更适应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社会，适应这个被满清抑制了200多年的中华民族。没敌人就制造敌人，没大义就制造大义。地主老财欺压良民，这就是最好的社会动员理由。这个理由一打出来，自私自利的国人自动就会跟上，上了船之后，才知道接下来的船票，是要用全副身家来买，这时候想下船都来不及了。这个玩法，中共玩得炉火纯青，比纳粹党那套拿犹太人当敌人的玩法要高明得多。犹太人的遭遇现在是人人同情，但是一直到今时今日，中国当年被冤死的地主老财，那可都没能获得一个正确的评价的，那可都还是遭受千人指万人骂的。

然而，国家社会主义的致命之处，在于民众力量的不可控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但是最后的结果，往往是玉石俱焚。最广泛的社会动员，固然可以拥有最强大的社会力量，但是这种力量一旦成型，就无法自动消散，最终的结果，往往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。纳粹动员了整个德国的社会力量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向全世界宣战，以宣泄力量。而老毛动员了整个中国的社会力量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，让人民自己斗自己，最后在一次惨烈的文革之中，将中国积蓄了三十年的群众力量，消耗得干干净净。

目前来说，全世界最普遍的治理模式，仍然是精英模式，资本家动员模式。精英们在沙龙里彬彬有礼的博弈，能整合的资源固然有限，但好歹能实现自律，整体可控，破坏力非常有限。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草根模式，动员能力固然非常强大，然而破坏力也惊人，草根也没有自律能力，一团散沙一旦聚合为沙球，只能是顺势翻滚，将挡在前面的生灵，消灭得一干二净，直到碰到最坚硬的钉子，被撞得粉碎，才会停止破坏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政府搞经济的方式，仍然是最为传统的草根动员模式。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，产业工人是中国制造业兴起的决定性力量。而产业工人中最为庞大的群体，就是中国现在总数高达2.6亿的农民工。这些人怎么来的？这是我们的基层政府，运用最传统的人盯人策略，一个个的动员出来的。改革开放后，东部城市的市长和中西部城市的市长见面，基本上都是谈农民工问题。前二十年是中西部想主动往东部送人；后十年是东部想从西部要人；最近这几年，是西部想把人从东部挖回去。这个国家用群众运动的方式，完成了工业化。搞制造业没钱？用农业补贴工业，农民补贴工人。修桥修路没钱？集中资源！举全国之力完善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。哪怕西部穷到一家人穿一条裤子，也要把东部的高速公路网修起来。

中国人也认这一套，几乎是毫无怨言。90年代很多西部的学生第一次走出家门，到了北京上海读大学，出火车站广场一看，当场就能被那繁华给震到呆傻掉。中共的这种社会动员能力，真是让世人震惊。中国因此在第一次产业大转移的浪潮中，迅速抢夺到了最大的蛋糕，欧美要往外转移基础制造业，那真没其它国家可以和如此有效率的中国政府竞争。

然而，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，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搞经济，将整个中华民族充分动员起来的结果，就是整个国家都被经济绑架。此前我们动员群众的方式是创造假想敌，改革开放之后，我们的方式则直指人心深处最深处的欲望：共同富裕。我们编造了一个人人都富足的未来，我们用无所不入的宣传机器让每个人都相信未来会丰衣足食。我们使用了最强大的动员力量，将2.6亿的强壮的农民驱离了农田，让他们进入了制造业领域，将他们培养成了有组织的制造业工人，给了他们在城市定居的希望。我们强制无数的国企员工下岗，让他们下海搏浪，经受商业文化的冲击。我们将生老病死统统市场化，让资本的腥臭蔓延整个大陆。我们搞起经济来不遗余力，我们动员起来的力量，远远超越了此前三十年的想象。那么，我们在经济下行的这一刻，会有什么样的命运？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这一次，我们能控制住从未有人控制得住的草根的爆发力量吗？那早已焚烧起来的燎原大火，会烧到我们自己身上吗？

这个已经没有了伟人的时代，这个草根当道的时代，这个最渺小的人也能发出最强硬声音的时代，这个诸神的黄昏，将会看到一次什么样的落日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