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学术腐败将动摇国本 2
2015-09-10

学术上也有派系斗争

始终不愿公开姓名的上海交大教授说:“在中国,政治斗争、派系斗争是很可怕的,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,我们知道。我只想安安静静做学问,不想被卷进这些斗争,也不想得罪人。”

近年来,随着中国大学的逐年改革,大学教授、研究人员基本都以合同制与学校签约。而每年教师们也必须通过一些考核,才能与学校续签合同。对教师的考核通常包括在规定时间内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、完成的教学任务如何、每年完成多少个课题项目等等。这些考核项目也直接与工资挂钩。


以北大为例,北京大学正教授的基本工资是5000元,但据大学内部人说,多数教授的每月收入有至少五万元。“现在大学老师的基本工资都不高,主要收入都来自发表论文,或者拿到项目的经济奖励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,奖金可以高到几万,甚至十几万。如果自己的课题申请到了科研经费,收入也会很可观。原则上,申请到的经费应该投入科研,但普遍现象是,教授跟国家申请的经费要比实际需要的多百分之十五左右,多下来的这部分可以补贴实验室,也可以当作自己的收入。但是,如果没有项目和论文,那么不但没有收入,严重的话连自己的实验室都养不活,甚至还会被降职。”

所谓“争项目”,也就是教授提到的“申请经费”,中山大学的一位陈姓研究生这样告诉亚洲周刊:“我的导师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申请项目,其实项目最终能不能做成对老师来说不重要,重要的是拿到经费。有时,导师会把一个完整的实验系列拆分成很多块,为了申请到不同的项目,拿多几份经费。有时,会请某个名机构来这个项目挂勾,叫做合作,但实际只是挂个名,越是挂上有名气的人,拿到经费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其中有些利益交换,导师的人脉越广,挂靠名人的机会和拿到经费的可能性也越大。”

人们常批评学术界风气浮躁,心态功利,在丘成桐看来,正是由于这些利益的争夺造成的。“我曾经跟北京的几个教授建议过做庞加莱猜想,它有价值,值得付出学术努力。但他们一直不做,原因很简单,这是基础命题,费时、费力,而且赚不了什么钱。所以现在中国,教授都跑去做应用课题,基础科学无人问津。这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有极坏的影响。”丘成桐说。

博士生炒博导鱿鱼

教授们正职争项目,副职赚外快,真正做学问的越来越少。“我读研究生以前不知道,原来做学问真的像做生意一样。我们跟老师做研究,但博士生导师每天做的事情也就是请客、吃饭,我们要做的也就是陪吃、陪酒。一个接一个的饭局,然后就有一个接一个的项目。”南京大学一位二年级的研究生透露,自己每月帮导师做项目,可以拿到一千来元的生活费。但有的导师利用所带的研究生做项目,却不顾基本的教学和科研。2004年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炒掉了导师王永成教授,因为他们不满为导师打工而荒废了自己的博士学业。

权力缺乏监督,经济利益至上,两相作用,学术腐败蔚然成风。最臭名昭著的腐败手段,要数学术作假。当研究经费缺乏,争取项目面对压力,许多学者在没有成果的时候只能靠编造成果,凑论文数量,保住自己的项目和职位。不少粗制滥造、拼凑甚至编造的论文因此得以发表;学术作假,因此有了土壤。

2006年两会期间,全国政协常委公布了一个调查,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,百分之六十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,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。真正的研究,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。但是成果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,没有多少人愿意十年寒窗熬出一个成果;也没有多少大学,给学者这样的空间去做学问。造假,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,而且很显然,屡试不爽。

学术环境恶化,最受害的,是在大师讲台下接受教诲的学生们,而他们,恰恰是中国学术未来的希望。丘成桐说:“中国的大学教育距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。在中国的大学我看到好多奇特的东西,一个导师竟然可以带三十个学生!中国不缺人才,缺的是培训人才的机制。而且即使他们中的一些出来了,也没有公平的竞争机制给他们发展。你能见到好多人才,都是跑去美国,才做出了很大的成就。”


但是,中国的学术生态正陷入恶性循环之中。著名教育家、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:“现在培养的十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,他们有一个博士的桂冠,所以他们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,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,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怪圈。所以,我预计二十年以后,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还要下降,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。”

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到香港深造的M(化名)告诉亚洲周刊:“我本科学习的是生物,四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断地做实验,泡实验室,杀小白鼠。我成绩很好,但可怕的是,很多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些实验,这样做、这个步骤是有什么意义,最后为什么要得出那些曲线(实验结果)。我们经常做不出老师要的结果,也不知道原因,最后就自己描一张线形相关图交给老师。本科四年,我们居然从来没有学过统计,也从没有老师告诉你要去做资料分析。”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说:“到港大后,我才发现,自己大学四年都是在做机器做的工作,不用设计,不用求证,只要根据老师的要求去摇试管、杀老鼠。”她的同学留在国内读了两年研究生,到现在依然是在帮导师干活,“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,甚至连基本的原理都不懂”。

没有思考的机会也许还是幸运的,至少,没有往歪路上思考。教授剽窃一件接着一件,几乎所有学校都有学术作假的丑闻。如此言传身教之下,学生的情况又是如何呢?

2005年9月的《中国青年研究》公布了一份对892名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,调查中,有82.74%的大学生承认有过作弊行为,包括夹带纸条、传递答案、替考、高科技舞弊等,甚至还有教授泄题。另外,2005年12月的《东方早报》称,有近六成大学生承认从网上抄袭论文,甚至有专业的网站买卖、代写“优秀本科毕业论文”。

六成大学生抄袭论文


所有接受访问的教授、学生,在谈到学术腐败的时候,第一句话都是说体制。“学术腐败根深蒂固,是体制问题!”人们所说的体制问题,是由学术权力的顶端开始的。从院士开始,权威的选举、权力不受监督,评价体系的不透明,都是引发一连串学术腐败现象的开端。

丘成桐说:“院士的选举本身就不是公开的,院士选出后,他们的权力极大,又绝对缺乏监督。一个学者,从申请经费做项目,到项目完成参加评审,全都是由院士们掌控。腐败就是从这里滋生的。”上海交大的教授说:“怎么评价教授实力如何?怎么评价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获得基金?怎么评价他能不能评上院士?怎么评价这个奖项该给哪位科学家?所有这些评价机制,在多数情况下,都是不透明的。学术风气败坏,跟这个不透明的评价体系,关系太大了。”

学术败坏与大学精神的丧失密切相关。民国时期尽管有北洋军阀的颟顸和国民党的专制,但是北大依然“兼容并蓄”,但1949年后中国的大学很快地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工具,“反右”后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性。尽管如此,在政治高压时代,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还是凭理想和激情取得卓越的成就,如两弹一星、胰岛素、青蒿素、返回式卫星、杂交水稻及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的贡献。然而在经济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,中国科研成就还比不上封闭年代。不要说像胰岛素这样可以获诺贝尔奖的成就没有,就是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都难以说上来。神舟飞船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,但是神舟飞船的核心关键技术早在七十年代即已掌握,即能够准确、安全、定点地发射回收载重卫星。显然,由于人治传统和法治缺失,原本非常脆弱的中国学术生态在扭曲的市场机制下彻底崩溃,导致学术腐败日益严重,学术水准和科研能力日趋下降,尽管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。

近年来中国加大了科技研发和高校的投入,但是成果并不显著,中国学术竞争力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(IMD)每年发布的《国际竞争力报告》,1998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还排名第十三位,但2003年急剧降到第29位,而且近年一直在这个附近徘徊。根据中科院的统计,2004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9位,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第124位。2006年6月9日,美国《科学》杂志新闻聚焦,以《学术腐败丑闻动摇中国科学》为题,称学术腐败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中国的科技界领袖或者选择清理门户,或者使学界更加混乱。

政治权力压制学术争议

来源: 希望之声 责编: Kit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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