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目惊心的中纪委内部通报证实中共将崩溃
2016-04-22


迄今为止在已被曝光的外逃中共贪官中,级别最高的是曾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兼中共党组书记的高严。这个曾被杭州市公安局悬赏20万元(人民币.下同)捉拿的高官,出逃至今已近14年,但他的下落一直是个谜。2002年,《悉尼先驱晨报》曾经报导称,高严可能人在澳洲。不过,当时澳大利亚驻北京的大使馆方面曾表示,并没有获得消息证实高严已经进入澳洲境内。

〝身在国外的高严可能早已更换了新的身份过起自由的生活,甚至可能整了容。〞一位中国海外反腐的长期观察人士、澳洲知名媒体华裔记者称,〝据谘询澳洲官方多部门人士得到的信息综合判断,各方面均不掌握确切信息。如果高严确实在澳洲,可能澳洲情报部门知其下落,但不对外公布。〞

高严的贪腐和外逃经历,可以说是中共大大小小贪官污吏的典型代表。

据公开的资讯,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时候,包养了云南省电视台女主持人杨珊。1998年调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后,高严在上海设立〝行宫〞金屋藏娇。2001年,高严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、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,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。同时,他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在上海购买了一套豪华住房,为他自己和情妇杨珊两人同居营造安乐窝。

于是,国家电力公司出现了一个怪现象,从副总经理以下的大小干部,要想亲自向高严汇报工作,见他一面,比见皇上都困难。高严常常向他的心腹秘书黄雨下达〝重要指示〞,然后由黄雨向国家电力公司的党组班子下达工作任务,直到2002年9月,听到自己被调查的风声而悄然携带巨款外逃。

触目惊心的中纪委内部通报

2013年10月下旬,一份据称是中纪委内部通报的统计资料曾在网路上热传,该资料统计了中共各省(区)、直辖市纪委、公安部门上报,中共党政部门、机关、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,中共党员、干部失踪、外逃、自杀死亡的资料。这份资料显示,当年失踪官员6528人,外逃8371人,自杀死亡1252人。

在此之前的2011年6月,一份出自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资料披露: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,外逃中共党政干部,公安、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,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、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~18000人,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。

不过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,〝这些官方数字其实是低估了〞。他举美国金融监督机构2012年的调查报告表示,2000年~2011年间,中共贪官洗到海外的脏钱总共将近3.8兆美元,2012年更攀升至1兆美元,2013年甚至恐超过1.5兆。

2014年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盈利机构〝全球金融诚信组〞也曾公布称,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黑金外流的第一大国。

杨宪宏表示,〝中国没有内战,但问题却比内战还严重〞,中共官员几乎是无官不贪,且大部分是把配偶、子女及大部分财产移至国外的〝裸官〞。从美国所掌握的资料来看,有高达190万名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大小官,在海外有存款或其他资产,因为他们很清楚,〝共产党没几年能活了,还不如先把钱移出海外去才好逃难。〞

维基解密几年前曾披露,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,000个账户,三分之二是中央级大员。从中共的副总理一级、银行行长、部长到中央委员,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账户。

瞒天过海——中国贪官转移资产的8种手段

那么,外逃的中共贪官们是怎样把巨额财产转移到境外的呢?

2011年6月15日中共央行网站刊发了名为《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》的报告。这份报告披露了〝腐败分子〞转移资产的八种手段:

1,用现金走私来转移资产。主要是通过腐败分子本人夹带在行李中携带出境,也会通过地下钱庄利用〝水客〞以〝蚂蚁搬家〞的方式在深圳、香港、珠海、澳门等边境口岸来回走私现金,偷运过境后再以货币兑换点名义存入银行户头。

2,利用地下钱庄交易方式跨境转移资产。

3,利用进口预付货款,出口延期收汇;伪造佣金及其他服务贸易项目对外付款的渠道,通过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实现向境外转移巨额资产的目的。

4,利用企业的海外投资形式把巨额资金转往国外。

5,通过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额消费或提现来实现资金向境外转移。

6,利用离岸金融中心转移资产。其主要步骤是:首先企业管理层与境外公司通过〝高进低出〞或者〝应收账款〞等方式,将国内企业的资产掏空;其次销毁证据,通过洗钱手段漂白身份。

7,在境外直接完成贪污、受贿过程,其中最隐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现金,而以安排子女留学等方式作为交易。

8,通过已在其他国家取得合法身份的境外特定关系人,以合法手续携带或汇出资金;另一方面,这些特定关系人以投资形式在中国开设机构,然后以关联交易等形式帮助贪官转移资产。

大多数中共外逃贪官,都是在转移资产的同时,预先把配偶、子女送往国外。一旦听闻不好的风声或见势头不妙,自己立即以出国考察、养病休假等名义私自外逃他国。从以往的案例看,许多官员手上都不止一本护照,有些人私人护照不上交,有些人用假身份证再办一个护照。

据2008年10年30日杭州市公安局发布的高严通缉令,警方掌握的情报显示,高严至少拥有高庆林、张传伟等三个假名字和假身份证以及4个护照和1个港澳通行证。

北京当局掀起声势浩大的追逃风暴 有识之士称覆水难收

2014年7月22日起,中共公安部发起了追捕逃亡到境外(包括香港、澳门)的中共贪官的〝猎狐2014专项行动〞(简称〝猎狐行动〞)。2015年8月,猎狐行动在中共国际追逃协调领导小组的指挥下,将追逃行动延伸至海外。事件引起美国政府关注,而且发表声明,指中国官员在美国执法前,必须事先知会美国。

2015年3月下旬,中共最高检反贪总局透露,北京当局已经向美国提供一份涉嫌贪污受贿的150名经济逃犯名单,并且已向美国申请提供协助,追捕这些人。同时,北京当局启动了声势浩大的2015年反腐国际追逃追赃的所谓〝天网〞行动。

但上述动作收到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,海外时政观察人士对中共的海外追逃追赃的成果并不看好。

2015年5月,〝五七学社〞总编武宜三接受《希望之声》采访表示,中共此举只不过是在做官样文章。他说:〝我看不可能,应付老百姓,不会有什么成效,可能有几个倒霉的(贪官)被抓到,但绝对不能解决制度性贪官、腐败及逃跑现象〞。

旅居德国的著名华人学者仲维光也表示,追逃绝对挽救不了共产党腐败和亡党的危机,只会越来越暴露中共的本质。他说:〝就像东欧社会在八九年解体之前那样。从共产党目前这种贪官大逃亡现象、国内那些利令智昏的官员、丧心病狂的迫害行动等方面,都使大家看到这个大厦已经要倾倒了。现在的形式是在告诉民众,共产党集团灭亡的日子不远了。〞

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3月6日刊登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兼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(David Shambaugh)的一篇评论长文,声言中共政局已经进入〝残局〞。

这篇文章指出了中共残局的五大特征:第一,精英出逃:中国的精英把孩子送到国外,一只脚踩着门槛随时准备开溜;第二,中共对媒体的控制加剧表明了它对社会的不稳更加担心;第三,中共官员、这些体制的拥护者对这个体制失去了信心;第四,中共的军队和政府腐败严重,现在的反腐败只是选择性的清除一部分势力,根本没办法解决中共的腐败问题;第五,中共的经济发展的陷阱问题,包括雾霾等各种陷阱,都会可能触发中共的崩溃。

其后不久,华盛顿的詹姆斯敦基金会(Jamestown Foundation)研究员、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访问学者彼得马蒂斯(Peter Mattis)在《国家利益》(National Interest)杂志上撰文称美国应该为中共政权的崩溃提早做好准备。

他建议美国政府,应该〝拿出一枝笔来写下哪些人可以代替中共继续执政〞;为非常时期到来时冻结中共官员的海外资产,应事先建立好资料库,以便于未来新的中国政府去追赃;要求美国政府考虑在政权交替的〝临界状态〞中国的安全部门和军队对中国社会能否维持有效的控制的问题;在中共封锁网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,美国应该找到和中国人、和中国社会沟通的渠道,以便帮助中国走向一个未来的平稳社会云云。

2015年3月14日,知名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先生在新唐人电视台的《热点互动》直播节目中,以嘉宾身份针对上述舆论热潮发表了他的看法。

他评论说,〝沈大伟的文章中称‘中共的政治体系严重失灵’,这一句话非常准确,因为什么呢?就这个政治体系政治不起作用了,原来非常起作用,能够把党政军全国能够抓起来,现在习近极力的集权想稳住全国,但是抓不住。你比如这个体制‘六四’的时候说它腐败,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腐败,但是‘六四’25周年之后,腐败的更为深重了,整个集体的腐败,他无法挽救。要改变这个腐败,只有换一个制度。〞
    来源: 何雅婷 责编: Kit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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