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雷“疾风迅雨楼” 所躲不过的风雨
2017-05-06

“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,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。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,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。”(傅雷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——译者献词》)

墓碑中的赤子
2013年10月27日,浦东海港陵园福寿园。墓碑前,傅敏一字一顿:
“爸爸妈妈,今天你们回来了。47年前,你们无可奈何地、悲壮地、痛苦地、无限悲愤地离开这个世界,离开我们,离开了你们无限热爱的这块土地,离开了由这块土地呈现的你们无限眷恋的文化。但是,你们的心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,我们永远怀念你们。你们一生的所作所为,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,永远在激励著我们,一定要努力,要把产生这个悲剧的根源铲除掉。”

钢琴大师傅聪眉头紧蹙,青白色的墓碑上镌刻著父亲当年写给他的信中的一句话:“赤子孤独了,会创造一个世界。”

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
傅雷(1908年4月7日-1966年9月3日),江苏省南汇县人,与夫人朱梅馥育有两子傅聪、傅敏,傅聪为享誉国际的钢琴家,傅敏是备受称道的英语教师。

傅雷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翻译家、作家、教育家、美术评论家,对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,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。

他一生翻译了34部文学著作,翻译作品多以揭露社会弊病、描述人物奋斗抗争为主,比如《欧也妮•葛朗台》、《高老头》、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等。《傅雷译文集》共15卷,约500万字,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巨著。其中多为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•罗兰的名作品。有人评价:没有傅雷,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。

此外,傅雷还是一位杰出的美术评论家。画家刘海粟晚年,对著弟子慨叹说,这样的人现在没有了,“我去德国演讲,随便跟他谈了一些我的思想,他一蹴写成《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》。”

傅雷24岁就译出了《罗丹艺术论》这样不朽的名著。26岁,傅雷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课时,写出了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》,文章不仅分析了一些绘画、雕塑名作,更触及了哲学、文学、音乐、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等等,足见其学养精深,多艺兼通。

傅雷对其子家教极严,而又父爱至深,其家书后由傅敏整理成《傅雷家书》,此书搜录了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。纸笔互动,传递父母亲的谆谆教诲、款款深情。

“你的将来,你的发展,我永远看不见了,你十年二十年后的情形,对于我将永远是个谜,正如世界的一切,人生的一切,到我脱离尘世之时都将成为一个谜——一个人消灭了,茫茫宇宙照样进行,个人算得什么呢?”(《傅雷家书》)

反右风潮风满楼
傅雷欲死傅聪逃
1957年,“反右运动”席卷而来。12月23日,傅雷夫人在写给傅聪的信上说:“作协批判爸爸的会,一共开了十次,前后作了三次检讨……神经也紧张,人也瘦了许多,常常失眠,掉了七磅。……五个月来,爸爸痛苦,我也跟著不安,也瘦了四磅。”

1958年4月30日下午的批判会上,傅雷被“批判”之后,宣布戴上“右派分子”帽子。深夜,朱梅馥不见他的身影。傅夫人此刻心急如焚,她深知,刚直不阿的丈夫受不了这样的冤屈。她担心,无端受戟指怒目之辱,他会拂袖而去,离开人世。很久很久,终于响起了敲门声。门外站著傅雷,疾首蹙额,怅然若失。

书斋里,夫妇俩相对无言。许久,他才开口,“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,还在念书,今天我就……”

1949年以后,和巴金一样,傅雷纯以稿费维生。但划右后,他已不能出书。

1958年12月,傅聪留学毕业,选择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。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讲述了当时的心境:

“我是被逼上梁山的。1957年整风反右时,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,他在上海,我在北京,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。我写了个检查,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。我走后,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。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。1958年12月,我留学毕业,如果我回来,势必是『父亲揭发儿子,儿子揭发父亲』,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。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。当然,对我的出走,我永远是内疚的。”

在那“阶级斗争”的岁月,由于傅雷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导致傅聪的出走,而傅聪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。

“文革”后,周而复向傅敏述说,当年“反右”节骨眼上,一位中央领导来沪,示意上海右派太少。为填充名额,将傅雷加了进去。

文革袭来城欲摧
疾风迅雨人不归
傅雷给自己在上海的寓所取名“疾风迅雨楼”。在楼底南面,种植了50多种月季,他喜欢徜徉其中,静享花趣。

“1949年以后,(翻译)成为他唯一表达思想的方式”,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许钧说。那时,他已译完巴尔扎克《幻灭》三部曲,精神上的幻灭也日益加重,“终日为前途渺茫,忧心忡忡,焦灼不堪”。

1966年8月18日,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100多万群众和“红卫兵”代表,“破四旧”、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狂澜席卷中国。在上海,从8月23日到9月8日,红卫兵共抄家84,222户,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1,231户。

8月23日,傅雷与妻子在书房清理旧画古董。保姆菊娣在屋外听说,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。

8月30日下午,区房管局先来搜家。11点多,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突然闯进来。傅雷曾让妻子照亮手电筒,在花园尝试嫁接月季。这成为他趁夜深人静掩埋“变天账”的“罪证”。红卫兵掘地三尺,将园中月季连根拔除。几番折腾,他们在阁楼里喜获战斗成果:一面嵌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,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。

傅敏说这两样是他姨妈在解放前寄存在他家的东西。“别人寄存的东西,我家从来不动。”但红卫兵们群情激昂,为自己取得的“战果”欢呼雀跃。在震天的口号声中,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,并被勒令跪著。

接连4天,傅雷夫妇遭受无休止的批判。9月2日,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,站在长板凳上,戴上高帽子示众。在“打倒傅雷”的大字报的“烘托”下,人们围观、嘲弄、唾骂、批判。

9月2日中午,红卫兵们从傅家得意而去。晚饭时,朱梅馥嘱咐菊娣,明天少买点小菜。

9月3日凌晨,傅雷夫妇将一床用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,打结,悬于铁窗横框。他们事先把棉胎铺在地上,以免踢倒方凳时发出太大的声响,影响别人。

卧室里,钢窗的横档上,傅雷吊在右边,朱梅馥吊在左边。房间内,“一盏很暗的灯还亮在那里”,地上遗落了烟灰。

无独有偶,就在傅雷夫妇自缢的那个夜晚,千里之外的北京,考古学家、诗人陈梦家也同样选择终结生命。他用一根绞索了结了自己55年的人生。

没人救得了自己,中国大地,各个阶层,成千上万的人以各自的方式走向死亡之路,焚尸炉日夜不停地工作,而无论被杀的还是自杀的,骨灰都以“自绝于人民”的名义被随意抛弃。

9月3日,“疾风迅雨楼”贴上了法院封条。一代大师傅雷终未能逃离文革的疾风迅雨,与那个年代无数的人们一起,与园中被连根拔起的月季一起,在屈辱中凋零,留下了无限的悲凉。
    来源: 看中国 责编: Kit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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