聊聊 「特供」那些事
2017-01-26

文/天白
中国大陆有一个词,在普通人眼里熟悉又陌生,无处不在又遥不可及。这个词叫「特供」。特供在古代,专指为皇宫贵族特别供应的产品。现代,「特供」一词,是指权力上层人士专享的奢侈产品。


每次回国,弟弟都要我在机场免税店给他买中华香烟,但每次都买不著,只有红双喜之类的。弟弟很扫兴,老娘教训他:红双喜咋啦?你大哥结婚那会,还是你爸求人才弄来几条红双喜呢。


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,中国大陆生活物资极度短缺,商店的货架上东西很少。资源越缺乏,等级的划分就越分明,香烟也是如此。当时烟民中流传这样一句话:省中华,市牡丹,一般干部前门烟。至于领导们抽的烟哪来的,花不花钱买,不知道,反正外面没有卖的,是专门为领导准备的,叫「特供」。


「特供」,是马列共产国家特有的阶层特权制度。列宁时期苏联设立的「疗养食堂」,可视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。斯大林时期扩展建立的小白桦商店,苏共中央干部可以凭「特殊配给卡」,以低廉价格购买国内稀缺的食品和进口货。
中共的特供制度,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。1941年9月,从苏联回来的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,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。


1942年,正是国民政府抗日进入最艰难的时期。在延安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,目睹了延安「衣分三色、食分九等」的等级供给制度后,在一篇《野百合花》的文章中写道: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,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,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「大人物」,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「享受」,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,对他们不惟没有爱,而且—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「不安」的。他更认为延安「歌啭玉堂春,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」,与「当前的现实」「不太和谐」,「到处乌鸦一般黑」。


作家丁玲,也同时发表了一篇文章《三八节有感》,对延安等级森严的特权思想提出了批评:那些向往革命的女青年,就是所谓被解放了的妇女,在延安却得不到对婚姻自作主张的「自由」。首长有挑选年轻美貌妻子的「自由」,而女青年的「自由」却只能是为革命无条件地服从。


怀抱着抗战热情投奔延安的女学生们,成了首长们抛弃糟糠、任意挑选的「特供」,若要抗争,则可能命丧当场。一位16岁的女孩子因为拒绝中共高层将领的逼婚,当即遭到枪击,饮弹而亡。


知识分子的骨气与天真,让王实味丢掉了自己的脑袋。他到被砍头之前都不肯承认错误:我说的都是事实。的确,自始至终延安都没有否认王实味说的是事实,但并不妨碍他们将一个说话不中听的人砍掉脑袋填了枯井。


中共建政后,「特供」更是有增无减。从政府出资运营的「菜篮子」,到依口味定制的香烟,只为领导人制衣的裁缝,专为领导人烧制瓷器的工匠。


据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税务报报导,当时为了满足领导人只爱吃长沙活鱼的口腹之欲,派专机每周至少一次往返北京——长沙空运活鱼,挑选祖宗三代出身贫下中农的农场农民组成基干民兵连,专门负责活鱼的捕捞、挑选、装箱、押运。


1959年至1961年大饥荒时期,也是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。中南海成立执行特供任务的34号供应部,对享受「特供」待遇的干部,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。高干们「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,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,每月供给鸡蛋6斤,白糖2斤,甲级香烟2条,食油、果蔬等适量。」这还是某一个级别的。


凤凰卫视曾经报导,当时由于商品匮乏、食物短缺,中央令全国各地以「政治大局」为重,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,全力以赴支援北京。


现在很多人怀念那个时代,说那个时代没有腐败。有没有腐败不敢说,只是在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的时候,公仆却命令主人勒紧裤带,扎紧脖子,以保障仆人们每天有鱼有肉、有鸡蛋有水果,还有高级烟酒、进口食品享用。


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,说到我们都认识的一个人,他咬牙切齿的说:「我最瞧不上她。」我问:「为啥?」他说:「当年大学毕业那会子,一个人一个月才二两糖,她为了能留校,黑天给校领导送礼,送了二斤白糖。」他那「二斤白糖」四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可见当年二斤白糖,在人们心中有多重的份量。


当时普通百姓,每人每月只有二两肉,二两糖,还常常买不到。偶尔发点鱼票,卖的都是被削了半个脑袋,没有鱼脑子的死鲫鱼。我小时候对着被削了半个头的小鲫鱼总也想不通,牠们的脑子去哪儿了?长大了算是想明白了,鲫鱼脑子最有营养,有营养的东西不是给老百姓吃的。
 
如今,中国遍地是毒,领导干部自然更要享受「特供」了。只是大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可以「特供」,有一样东西却要与民共用,那就是雾霾。因为老天爷眼里,生命都是平等的。
    来源: 看中国 责编: Kit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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