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共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真相，致使疫情泛滥、酿成大祸。中共内部已乱作一团，中共武汉当局、中共卫健委、中共当局接连都在互相推卸责任。

中共隐瞒疫情酿大祸

去年12月1日，武汉发现不明肺炎后，中共从地方到中央一直隐瞒疫情，打压传播疫情真相的医生及民众，并宣传虚假消息，致使疫情迅猛蔓延。

截至2月19日，中共官方通报的数据显示，仅在大陆一地就有确诊病例逾7.4万，死亡逾2000人。而外界普遍认为，实际感染与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通报数据的十多倍。

同时，为了应对疫情继续蔓延，包括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重庆四大直辖市在内八十多个城市宣布部分或全部封锁；大陆很多工厂至今也没有恢复生产，使本来就严重恶化的中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。

外界普遍认为，这次疫情即是天灾，更是人祸。因为疫情爆发后，中共从地方到中央一直隐瞒疫情，直到1月20日，中共当局首次公开发话，这距疫情爆发已有51天，早已错失防疫的最佳时期。

前清华教授许章润刊文说，国民的愤怒已如火山喷发，而愤怒的人民将不再恐惧。中共败象已现，倒计时开始。

习称1月7日对疫情提要求 被指“是最高级别甩锅”
2月15日，中共党媒《求是》全文刊出习近平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。习一开始就强调，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后，自己1月7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，就对武汉肺炎“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”。

习近平列数了疫情发生后，他自己采取的措施。还包括：1月20日作批示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”；1月22日，“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”；1月25日（大年初一），再次主持开政治局常委会，对疫情防控工作再部署、“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”。

这是习近平首次公开他1月7日曾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，并对“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”。

但京城消息人士2月17日向香港《明报》披露，中共疾控中心今年1月初，就向中共卫健委等中央部门及中央领导通报不明原因肺炎预警，建议应立即采取紧急防控措施，但因临近中国新年，中央领导人要求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，防控因此错失良机。

大纪元记者翻查中共官媒此前的报导发现：中共官媒报导习近平1月7日的有关活动时，只字未提疫情；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、中共总理李克强首次对疫情发话是1月20日，1月26日成立中央应对疫情防控小组，中共才全面启动防疫措施。

更甚的是，习近平1月24日（除夕）向国人讲话时，疫情已全面爆发，武汉也因此封城，但习近平讲话中只字未提武汉、未提疫情。

香港《苹果日报》刊文指，现在疫情失控，蔓延全球，党媒《求是》刊出习“讲话全文”，自曝习“早已知道武汉疫情”，并对疫情“作指示、提要求”，大有为习“推卸责任、向下问责”之意。

中央社指，武汉市长周先旺此前将疫情通报延误责任归咎于上级政府。而对照《求是》曝光习近平的谈话全文，被外界认为，习近平借此展现“早已亲自指示”，规避延误疫情通报的责任，“是最高级别甩锅”。

习的两个亲自被官媒删除
1月28日，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也称：“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，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。”

但新华社报导该消息时，删除了习近平说的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”疫情的原话，改成“我（习近平）在中国农历新年（1月25日）第一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，对加强疫情防控作出了全面部署，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，统一领导，统一指挥”。

中央社指出，习近平越强调指挥在我，甩不掉的锅就越多。

武汉当局再推责 但难掩隐瞒疫情主要责任
中共当局推责前，武汉当局也多次罕见将隐瞒疫情的责任推给中共当局。

2月12日，武汉“汉网”刊出《“疫”流而上，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》”的文章，公开替武汉市长周先旺喊冤。

文章说：“很多人说，疫情在全国的蔓延，武汉市长周先旺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，可是又有谁去理性看待这位市长背后的无奈？”

文章还称：“早在疫情发生12月，武汉已将相关情况上报国家卫生部门，专家组一行也深入到武汉调研，给出了初步结论，这位市长亦非专业医学出身，遵从专家的建议又何错之有？”

1月27日，周先旺在接受中共央视访问时，也曾“甩锅”给中共当局。

周先旺首先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，但他话锋一转说：“披露的不及时，这一点大家要理解，因为它是传染病，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，它必须依法披露。作为地方政府，我获得这个资讯以后，授权以后，我才能披露，所以这一点在当时有很多不理解。”

1月31日，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接受央视采访时，也证实武汉已向中共高层通报疫情。马国强说，12月30日至31日武汉还有多家医院发现类似患者，所以上报了中共国家卫健委。

尽管湖北、武汉当局推卸责任，但外界认为他们难辞其咎。

首先，疫情爆发后，武汉当局不但封杀疫情真相，还“训诫”了8名传播疫情真相的医务人员；武汉疾控中心、武汉卫健委以及中共卫健委等机构，都宣称疫情“可防可控”、没有“人传人”的虚假消息，误导民众。

其次，武汉当局明知道该病毒“人传人”，武汉市1月18日还举办“万家宴”活动，湖北省1月21日还举行大型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。

第三，湖北省直至1月22日才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。1月23日，才对武汉封城。但疫情远不如湖北的浙江、广东、湖南三省，在武汉封城当天宣布进入“一级响应”状态。

1月24日，疫情重灾区的湖北才将疫情升级至“一级响应”状态。

但当时的疫情，早已一发不可收拾。国人要求问责湖北、武汉当局的呼声很高。

2月13日，中共官方宣布：撤换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、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的职务，其职位分别由上海市长应勇、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。

卫健委和疾控中心成众矢之的
在这次疫情中，主管疾病的中共卫健委和中共疾控中心也成为众矢之的，民众要求对其对隐瞒疫情、误导民众，致使疫情迅速蔓延负责。

被指是中共大外宣的多维网2月6日刊文称，分析武汉肺炎从最初发现病例、蔓延、大爆发的前后过程，可以发现不论是湖北省、武汉市主政官员，还是中共卫健委、疾控中心，都存在太多疏漏和失职，以至于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。

中共《人民日报》旗下的小报《环球日报》2月8日也刊文称，中共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、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、中共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，以及第一批专家组，1月1日至4日就掌握了“人传人”案例，但中共卫健委、武汉疾控中心一直宣称疫情“可防可控”，“不会人传人”。

文章称，他们瞒报疫情，证据确凿，并呼吁“对第一批赴武汉的8名专家，进行彻查”。

中国卫健委和疾控中心推卸责任
中共卫健委、中共武汉疾控中心也一直推卸责任。它们多次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，暗示其已很早就掌握了疫情，之所以疫情会迅速蔓延，是因为政府不作为。

2月17日，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中国医学期刊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》上发表的论文显示，去年12月31日前，武汉和湖北就可能已出现了104名新冠病毒感染者，并在之后的10天里大幅增加，然后再在2020年1月11日到20日之间暴增数千例。

1月29日，中共疾控中心、卫健委等单位的主要人员在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发表的论文显示，早在12月1日出现了病例，12月中旬据出现人传人；1月1日～1月11日，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。

1月29日，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官媒采访时，把疫情蔓延的责任直接推给地方当局。

曾光批评，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“有些慢”，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，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，对自己是不是自信。

他还说，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，他们还要“考虑政治视角”、“维稳”、“经济”等问题。

尽管中共医疗机构推责，但是它们一直伙同中共政府隐瞒疫情是不争的事实；同时，它们早期处理疫情不当，也备受指责。

12月31日，中共卫健委首批高级别专家组到武汉后，确定了确诊病例的三大标准：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；要有发热症状；要做全基因组测序。这三大标准全达到了，才能确诊。

包括财新报导的《四大IUC主任详解病毒》等文章都指出，中共专家组定的这套标准“太苛刻”，让很多早期感染者未能得到诊治、隔离。漏掉很多有病的人，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。错失了防控的黄金时期。

中共从上到下隐瞒疫情
从已经曝光的资料显示，中共疾控中心、卫健委、中共武汉当局、北京当局都在隐瞒疫情，致使疫情一发不可收拾。理由如下：

一、武汉肺炎病例早在12月1日出现，但按照武汉市委书记的说法，武汉当局12月30日、31日才上报中共卫健委。隐瞒疫情整整一个月。同时还“训诫”了8名传播疫情真相的医生。

二、武汉当局、中共疾控中心、中共卫健委明知道人传人，但它们一直宣称疫情“可防可控”，没有“人传人”，误导民众，让人疏于防范，酿成大祸。

三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月3日公开称，中共从1月3日开始共向美国通报了30多次疫情。但中共向国人隐瞒疫情，直到中共当局1月20日对疫情发话，疫情才被国人广知。

四、中共海军工程大学警通勤务连1月2日下发的“严控外来人员进校的通知”显示，中共海军早在2019年就知晓武汉不明防疫疫情，并出台“2019”298号防控文件；而且中部战区总医院也已知情。但中共当局并没有让国人防范。

五、中共当局最迟1月初就了解了疫情，但直到1月20日才开始发话，1月26日才成立防疫小组。中共当局至少隐瞒、拖延疫情二十多天。

现在令外界迷惑的是，中共早在2003年SARS爆发后，就建立了一套对传染病直报系统。按规定，中共当局应该在疫情一爆发后，就可以知道；但从现有曝光的材料看，中共当局是否第一时间已接到疫情报告还是一个谜。

因为中共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工焕1月30日对陆媒表示，中共疾控中心有专门监测系统，每天写分析报告，而且不是逐级报告，医院在网络系统中点击了报告病例，中国疾控中心就应该能收到。

但中共疾控中心现任副主任冯子健1月31日则说，新型冠状病毒（当时）未列入法定传染病，无法使用两个小时直达国家层面的网络直报系统。调整网络直报系统设置、人员培训需要一个过程。